南方周末:“鼓浪屿不是吃烤串的小岛”

日期:2017-08-08 浏览数: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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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纷纷在鼓浪屿申遗成功宣传牌前拍照留念。(南方周末记者 岳家琛❘/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3日《南方周末》)

  “上岛的多是半日游,外地导游嬉笑地介绍别墅原主人娶过多少小老婆;游客熙熙攘攘地扎堆在美食街。这并不是鼓浪屿希望的旅游模式。”

  “鼓浪屿不是吃烤串的小岛,不欢迎低端旅游。”厦门学者吴永奇认为,申遗成功恰恰挖掘出鼓浪屿更多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从而真正拯救了这座小岛。

  2017年7月8日,在波兰召开的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会主席落槌的瞬间,鼓浪屿申遗团队负责人魏青与管委会主任郑一琳激动地拥抱起来。

  “郑主任(郑一琳)当时太激动了。可可西里申遗只用了两年,鼓浪屿申遗用了八年时间。”魏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作为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负责人,自2008年起,魏青就受厦门政府委托全程负责鼓浪屿的申遗工作。八年间,魏青把三分之一的时光都留在了厦门。

  一槌定音,一波又起。成功申遗后,对于“鼓浪屿商业化太严重”的批评再次见诸报端。其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评估报告也发出警告:“旅游业是鼓浪屿岛上有形遗产和环境面临的主要威胁,度假旅游高峰期尤其如此。”

  “鼓浪屿不是吃烤串的小岛,不欢迎低端旅游。”厦门学者吴永奇却认为,申遗成功恰恰挖掘出鼓浪屿更多的历史文化价值,从而真正拯救了这座小岛。

一度不被看好的项目

  “哪怕对鼓浪屿价值的认识仍暂有分歧,哪怕对鼓浪屿的未来曾经心灰意冷,都可以为这一份责任,求同存异。”魏青在微信朋友圈如此感慨。

作为申报项目,鼓浪屿最初并不被上级主管部门看好。甚至2015年底正式递交材料的前夜,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仍打算换掉鼓浪屿,改为推荐古泉州史迹。

  这背后似乎有难言之隐。吴永奇分析,“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所以中国申遗最在乎的是成功率。从2004年每个缔约国只能申报一个文化遗产规定生效开始,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从来没‘黄’过。”

  鼓浪屿管委会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蔡松荣记得,厦门市领导当时就明确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016年初,鼓浪屿正式向国家文物局提交申遗文本,由于文本完善,鼓浪屿作为次年唯一的文化遗产申报项目而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时,距前来评估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的到来只剩半年时间,而大量准备工作尚未完成。

  “到了夏末,眼看着修缮不完,当时着急得……”蔡松荣坦承,项目施工速度很慢,没有机动车,连建筑材料都要由轮渡运到码头,再用人力拉到维修点。

这时候,台风“莫兰蒂”偏偏正面来袭,倒下三千多棵树,全岛一片狼藉。不过,天灾得到评估专家的理解,积极修缮的态度更是为申遗加分,迄今鼓浪屿的核心遗产要素“日本领事馆”仍在修缮之中。

  “以往的申遗都是政府主导,政府习惯于把核心保护区内的建筑或遗址修缮一新,迁出或者安置保护区内的居民。但是,这在鼓浪屿不成,鼓浪屿作为一个社区,几千上万人在这里生活,发挥社区的作用很重要。”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作为来自中国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估专家,吕舟早在2016年11月就坚持认为鼓浪屿申遗“问题不大”。

  鼓浪屿人对此毫不知情,直到项目审议的当天还悬念未决。吴永奇记得,“鼓浪屿表决前,已经有其他国家的4个申报项目没获得通过,心里觉得悬啊。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申遗成功后人们那么激动了。因为够曲折。”

争议“黑暗”史

  一波三折,鼓浪屿参与申遗还被部分专家认为“政治不正确”。

  “这种观点现在也仍然存在。”吴永奇介绍说,所谓“政治不正确”是指鼓浪屿曾是近代史上的“公共租界”,所记录和表征的是一段丧权辱国的历史,而中国以往申遗主要展现“文明古国”的形象。

  这种争议之激烈,一直持续到对鼓浪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命名时。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列入预备清单时,项目名称只有“鼓浪屿”三个字,而正式递交申遗文本则将增加后缀:“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早在审议文本预审的前两个月,就鼓浪屿的名称定义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厦门日报》当时的报道透露,有专家建议将鼓浪屿的遗产定义修正为“20世纪初期的公共地界”,取代原来的“公共租界”。

  “租”和“地”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对鼓浪屿的不同定性。很快,“历史国际社区”这个折衷方案成为首选。

  一段黑暗的历史也得以正视。所谓“历史国际社区”,是指1903年《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生效至1941年日本攻占鼓浪屿期间的三十余年里,不少外国人和归侨定居鼓浪屿,加速了岛内多元文化融合的成熟,促进了拥有当地特色的新建筑和装饰风格、现代空间和基础设施的发展。

  申遗过程中,魏青的团队也在重新认识他们熟悉的鼓浪屿。起初,魏青团队认为,鼓浪屿可以满足世界文化遗产六大标准的第二、三、四、六项。其中,第六项标准“与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相关联”则较为勉强,因为鼓浪屿作为国际社区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太短,因而在列入预备清单时就被取掉了。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鼓浪屿保留着定居者从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的原籍地或先前居住地带来的文化影响,这些影响通过现实的交融,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风格,即所谓“厦门装饰风格”。这意味着,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了第二与第四项标准。

  争议却出现在第三项标准上,要求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魏青的申遗团队提出,鼓浪屿的发展是中国参与早期全球化浪潮的证据,但世界遗产委员会驳回了这一阐述。

  “针对世界遗产标准二的故事,我们讲得非常好。标准四也成功了。标准三虽然我们一直想坚持,但是为了不节外生枝最后还是放弃了。”吕舟说。

根据世界遗产的申报规则,只需满足其中一项标准,即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如果是以历史建筑群来申遗,这事可能就黄了。”吴永奇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有名的近代建筑很多,像上海的外滩、广州的沙面、天津的五大道,很难提炼出突出它的普遍价值。”

归去来兮

  鼓浪屿申遗的八年中,厦门先后经历三任领导班子,鼓浪屿管委会也是历经三任主任。有评论认为,这已经很难判断申遗的初衷是保护鼓浪屿,还是为了发展旅游产业。

  不过,申遗的八年恰逢鼓浪屿旅游大发展。根据官方提供的统计数据,2009年上岛游客总数为574.85万人次,而2014年已增加到1246万人次。居民则此消彼长。鼓浪屿岛内人口从2000年的19600人大幅降至2012年的13343人。当前,常住人口已不足7000人,而六十岁以上老人则有3000人之多。

  “对于旅游问题,鼓浪屿人是做了极大的抵抗。但是抵抗不住旅游经济。”吴永奇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

  2013年初,长期生活于鼓浪屿的著名诗人舒婷也曾感叹:曾经的鼓浪屿,经常能看到孩子们拿着小画夹在路边写生,岛上也时时飘扬着美妙的音乐。现在,曾经的美好景象越来越少,小岛变得嘈杂,随处可见的烧烤甚至让鼓浪屿弥漫着一股油烟味。

  “一些建筑因人口大幅减少而被闲置,自此缺少日常维护。旅游业是鼓浪屿岛上有形遗产和环境面临的主要威胁,度假旅游高峰期尤其如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也提出担忧。

  最终,原住民不堪忍受岛内日渐变差的生活环境陆续逃离鼓浪屿。早在1949年,厦门大学退休教师董启农就随父辈定居鼓浪屿,至今在岛上生活了六十余载。

  “鼓浪屿原本和厦门其他地方没什么大不相同。”董启农的记忆中,岛上有学校,有工厂,有中国第一个足球场,人们在岛上工作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岛内的工厂悉数外迁,就业机会开始减少,直到最后一家工厂于2003年搬离后,多数鼓浪屿人也陆续搬到厦门其他市区。

  董启农选择留守鼓浪屿。退休后,他租下朋友的两处宅院进行翻修。

  根据厦门市政府2008年出台的鼓浪屿家庭旅馆的管理办法,鼓励原住民投资开设家庭旅馆,董启农也做起民宿生意。2016年10月,董作为业界代表,在2016年10月世遗专家上岛考察期间,参加了“利益相关者座谈会”。他认为,沿海空气潮湿,房屋如果没人居住很容易坏掉,而发展民宿正是“合理的保护”措施。

  如今,董启农还担任鼓浪屿家庭旅馆协会的会长。据他估算,民宿经营者每年为鼓浪屿贡献的房租就达到1.5亿之多。但是,像董启农这样本地人做民宿者已不足百分之十。

  “旅游发展了,本地人完全可以拿着房租在岛外吃香喝辣,还有多少人愿意在岛上挣钱?”董启农解释,得益于厦门2010年开通高铁所带来的刺激效应,前来鼓浪屿的游客呈现井喷式增长。

  “鼓浪屿确实不再需要多一个‘世界遗产’的名片来发展旅游。”吕舟也主张,鼓浪屿应该对游客数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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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8日,鼓浪屿申遗成功后,岛上居民自发在院里举行家庭音乐会来庆祝。(南方周末记者 岳家琛/图)

“这并不是鼓浪屿所希望的旅游模式”

  吴永奇还记得2000年初来鼓浪屿时的震撼:一把锁头拧开,锁了半个多世纪的尘土封存着民国时期豪门家庭生活的模样,茶碗、摆设、酒甚至生活用的香皂,都像凝固的历史,原模原样。

  那时,很多鼓浪屿旧宅从一九四九年后就被一把锁子锁着,一锁五六十年。直到孙辈从台湾等地回乡,打开古老的别墅。

  “这种感觉就好比现在锁住一家正在经营的超市,等五十年后再打开,里面呈现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吴永奇描述,上世纪初到30年代,鼓浪屿作为国际社区曾走出大量社会名流。

  一口京腔的吴永奇也因此而选择岛上居住,从事对鼓浪屿人文与历史的研究。而在申遗前,像吴永奇这样专门研究鼓浪屿历史的民间学者寥寥无几。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前夜,吴永奇整整想了一宿:十七年前让他心动与震撼的小岛,为何如今在网上的评价如此不堪?

  “可能是旅游宣传的方向出了问题。上岛的多是半日游,外地导游嬉笑地介绍别墅原主人娶过多少小老婆,游客熙熙攘攘地扎堆在美食街。这并不是鼓浪屿希望的旅游模式。”吴永奇对“低端旅游”嗤之以鼻。

  遗产保护正受到旅游业的威胁。稍早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也曾建议对游客量进行控制,包括定期修订有关到岛游客量可接受变化的限值的研究,并确认游客人数上限以保护“突出普遍价值”。同时,该机构还提出在2017年试行游客控制措施两年后,再度向世界遗产中心及其咨询机构提供评估报告。

  商业旅游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取舍,鼓浪屿何去何从?

  “申遗刚成功,等忙过了这阵儿,如何规范旅游,如何保留鼓浪屿的原汁原味,还需要继续思考解决。”蔡松荣介绍,除了对建筑遗产日常监测之外,管理机构也在思考如何通过政策激励,吸引更多鼓浪屿人重返小岛。

  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时,厦门市已经出台《鼓浪屿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鼓浪屿商业业态控制导则》等政策文件。